孫思邈《千金方》防治疫病的針灸方法淺析

趙陽，劉剛，張文釗，韓路拓，高藝書，王萌萌，郭宏偉

【摘要】 孫思邈所著的《千金方》是集唐以前中醫(yī)藥臨床之大成者,其針灸防治疫病的方法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。其使用針灸防治疫病灸法多于針法,防治兼用,避穢扶正,灸量上隨病而灸,不拘壯數(shù);針灸選穴著重選用特定穴,扶正驅邪,若同一種疾病首發(fā)部位不同,施灸部位也有差異,體現(xiàn)了治病求本的原則,并首載了治療疫病的奇穴耳中,在治療的過程中總結經(jīng)驗效穴防治疫病,確病即用;孫思邈還提出針灸與藥物并用防治疫病,取長補短,標本兼治。通過對孫思邈針灸防治疫病的特色方法進行總結分析,以期為今后疫病的防治提供簡、便、廉、驗的治療思路。

【關鍵詞】 孫思邈;《備急千金要方》;《千金翼方》;疫病;針灸療法;文獻研究

孫思邈,唐代著名醫(yī)家,被后世尊稱為“藥王”^[1],其所著的《備急千金要方》與《千金翼方》內(nèi)容互補,珠聯(lián)璧合,合稱為《千金方》^[2],為唐代最有代表性的醫(yī)藥學專著之一,在中國醫(yī)學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意義。孫思邈在針灸和疫病防治方面均造詣頗深,十分重視針灸在疫病中的應用。其針灸防治疫病的特色方法主要集中于治療黃疸、瘧病、熱痢、時行病、飛尸鬼疰、熱病和霍亂7種疫病,詳細記錄了應選穴位和針灸方法^[3]。本文根據(jù)李景榮等校釋的2014年版《備急千金要方校釋》《千金翼方校釋》為底本,試就孫思邈針灸防治疫病的特色方法作一探析。

1 孫思邈對疫病的認識

《說文解字》:“疫,民皆疾也。”^[4]關于疫病的記載最早見于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》,其言“五疫之至,皆相染易,無問大小,病狀相似”^[5],寥寥數(shù)語,表述出了疫病的特點。孫思邈在推崇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》的基礎上,對疫病的認識進行了承繼和發(fā)展。在病因上,孫思邈承繼寒邪致病的同時,又認為溫疫存在于廣義傷寒之中,提出了溫氣、熱毒等疫病病因的概念,同時又提出了疫病的發(fā)生與自然環(huán)境變化相關,其言道“天氣不和,疾疫流行”^[6],以上均為后世溫病學的產(chǎn)生奠定了基礎。在病種上,《千金方》中增加了“飛尸”“鬼疰”“惡疾大風”“溫瘧”等十余種疫病的名稱,對其病因病機、臨床表現(xiàn)、治療方法都做了論述,為后世醫(yī)家臨床辨證施治提供了參考^[7]。在治療上,孫思邈創(chuàng)制的清熱解毒方“犀角地黃湯”對熱入營血的疫病危重證候有顯著療效,受到歷代醫(yī)家,特別是溫病學家的重視^[8]。他還提出未病先防,染后早期治療,注重食療等多種防治疫病的方法,其中的一大特點是《千金方》中記載了大量針灸防治疫病的處方,書中認為“針灸之功過半于湯藥”,對于疫病“湯藥攻其內(nèi),針灸攻其外,則病無所逃”^[9]。

關于針灸防治疫病的記載最早見于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》,對不同運氣變化異常所引起的疫病提出了不同的針刺方法^[10]?！肚Ы鸱健酚醒?/span>“知針知藥固是良醫(yī)”,孫思邈針灸造詣頗深,十分重視針灸在疫病防治中的應用,在《千金方》里記載疫病中可針灸防治的病種有7個,分別為飛尸鬼疰、黃疸、瘧病、熱痢、時行病、熱病和霍亂,詳細記錄了應選穴位和針灸方法^[11]。

2 孫思邈多言灸法防治疫病

關于針灸防治疫病,孫思邈所用灸法多于針法,尤其在治療霍亂時指出“水病多用灸法”,《備急千金要方》設有灸法防治霍亂、黃疸專篇,并提出熱證可灸,僅熱證灸法在《千金方》中便有67首,孫思邈多用灸法,一方面因艾葉性溫,有濃烈的香氣,具有溫陽散寒、芳香除濕和拔毒泄熱的功效^[12];另一方面唐代對于針灸十分重視,設有醫(yī)科學校,由針博士教授,開設針灸科,“灸師”為專業(yè)技術職稱,灸療學已正式發(fā)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^[13]。

2.1 防治兼用,避穢扶正

孫思邈秉承《素問》之“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,不治已亂治未亂,此之謂也”的原則在《備急千金要方》中記載:“凡人吳蜀地游官,體上常須三兩處灸之,勿令瘡暫瘥,則瘴癘瘟瘧毒氣不能著人也……未久即起小泡,謂之天灸,尚能愈瘧?！?/span>^[6]此為運用化膿灸預防疫病,灸瘡皮膚肌肉潰破,猶如“開門驅賊”,可驅邪外出^[14-18]。孫思邈認為疫病的發(fā)生“斯蓋造化必然之理,不得無之”,但“能以道御之”,疫病雖必然會發(fā)生,但是可以預防的,如屠蘇酒方,由大黃、白術、桔梗、蜀椒等藥物組成,功效“辟邪氣,令人不染溫病”,孫思邈還認為傳染病的發(fā)生與環(huán)境有關,用煙熏劑太乙流金散和其他殺鬼燒藥方等對環(huán)境消毒。不僅在預防方面,疫病急性期正邪交爭劇烈,遇到氣脫、虛陽外越等病情危重難以服藥的情況時,艾灸可起到溫陽固脫、回陽救逆的作用^[19]。“火艾特有奇能,雖曰針湯散皆所不及,灸為其最要”^[20]。

2.2 隨病而灸,不拘壯數(shù)

孫思邈對施灸艾炷的大小、施灸取穴、施灸量、體位和順序時間均有獨到的見解,灸量的用法上,不拘泥于固定壯數(shù),少則七壯,多則百壯,還可隨年壯^[18]。若按既定灸量不愈,則按前數(shù)繼而灸之,如霍亂若干嘔者,“灸間使各七壯,在手腕后三寸兩筋間。不瘥,更灸前如前數(shù)”。且有一次達幾百壯者,治熱痢灸臍中、關元可達二百、三百壯;“又灸臍中,稍稍二三百壯”“又灸關元三百壯,十日灸,并治冷痢腹痛,在臍下三寸也”。隨年壯即灸量多少因年齡而定,《千金翼方·時行法第八》^[6]:“然或人形大小不同,恐寸數(shù)有異,可以繩度之,隨其長短寸數(shù)最佳。大人可五十壯,小兒可一七二七壯,隨其年灸,以意量之。”此外,孫思邈還對艾灸的具體時間給出了建議,“皆以正午已后,乃可下火灸之。時謂陰氣未至,灸無不著。午前平旦谷氣虛,令人癲眩,不可針灸也,慎之”^[6],即應在正午之后方行施灸。

3 孫思邈辨證取穴特點

《千金方》中有大量的單穴或雙穴治療疫病的記載,多選特殊穴,如募穴、背俞穴、五輸穴等,表明孫氏選穴精當實用,辨證取穴,應用最少的穴位發(fā)揮最大的療效,減少患者針刺痛苦。

3.1 重特定穴,扶正驅邪

孫思邈《千金方》防治疫病所用穴位共計284穴次,特定穴多達222穴次,特定穴包括五輸穴、原穴、絡穴、郄穴、背俞穴、募穴等。經(jīng)統(tǒng)計如下。

外界氣候非其時而有其氣,形成了疫癘之氣致病的外在條件,人體正氣不足,邪氣趁虛而入為疫病發(fā)生、發(fā)展的內(nèi)在因素^[21]。孫思邈治療疫病注重選用募穴,使臟腑經(jīng)氣得以激發(fā)和增強,從而分離與驅除入侵的疫戾之邪,使邪去正安;同時激發(fā)臟腑經(jīng)氣,提升自我防御能力,減輕疫毒之邪對臟腑的損傷^[22]。選用募穴防治疫病的理法,在明末清初得以佐證,通過考證發(fā)現(xiàn),溫病學家吳又可提出“邪犯膜原”是疫病的核心病機,清代朱駿聲認為“募原”即“膜原”,針灸學中的臟腑之“募”(穴),均位于胸腹部,即是由身形之一的“膜原”而來的類穴名^[23]?！端貑?/span>·痹論》:“衛(wèi)者,水谷之悍氣也,其氣慓疾滑利……故循皮膚之中,分肉之間,熏于肓膜,散于胸腹?！币虼嗽谶x穴上,孫思邈注重調節(jié)衛(wèi)表功能,進而影響“膜原”,將“膜原”即半表半里所侵病邪引而外出^[24]。

3.2 灸有先后,治病求本

霍亂之病,先發(fā)病部位不同,則施灸的順序不同,不可逆灸?！叭粝刃耐凑呒跋韧抡?灸巨闕七壯”,巨闕為心之募穴,主治胸悶、胸痛、心痛、嘔吐、腹脹;“若先腹痛者,灸太倉二七壯”,太倉又名中脘,為胃之募穴,腑會,任脈、小腸經(jīng)、三焦經(jīng)和胃經(jīng)之交會穴,主治腹痛、腹瀉;“若先下利者,灸谷門穴”,谷門又名天樞,胃經(jīng)腧穴,大腸之募穴,可治腹痛、腸鳴泄瀉。此為治病必求其本的應用,源自《靈樞·官能》:“大熱在上,推而下之。從下上者,引而去之。視前痛者,常先取之。”^[25]高熱在上部的病,要用推而下的方法,引熱下行,病邪從下而向上發(fā)展的,要引泄氣下降排出體外,同時注意如以前疼痛的部位,通常應該在該部先取穴進行治療。這種治病必求其本的觀點,在臨床上對某些疾病的治療是必須遵循的原則^[26]。

孫思邈針灸治疫求本的原則同在治療瘧疾時提出,“凡灸瘧者,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(fā)者,先灸之。從頭項發(fā)者,于未發(fā)前預灸大椎尖頭,漸灸過時止。從腰脊發(fā)者,灸腎俞百壯。從手臂發(fā)者,灸三間”。瘧疾為邪在半表半里,營衛(wèi)不和,陰陽相搏所致,灸法治療瘧疾,以《素問·刺瘧》中“凡治瘧,先發(fā)如時頃,乃可以治,過之則失時也”^[27]為基本原則,同時要問其瘧疾癥狀的先發(fā)部位而灸以療其始,乃治病求本之理。因此,先發(fā)于頭項者,灸大椎疏通頭項部經(jīng)脈之氣,蓋頭為諸陽之會,督脈統(tǒng)諸陽,大椎通行陽氣;先發(fā)于腰脊部者,則灸局部穴位腎俞;從手臂發(fā)者,灸局部三間疏通氣血,氣血和調,則局部痛可解^[26]。

3.3 經(jīng)驗效穴,確病即用

在治療瘧疾時,孫思邈提出治療瘧病的兩個效穴天府與尺澤,“天府主瘧病”“灸一切瘧,尺澤主之”“五臟一切諸瘧灸尺澤七壯”,輸穴的主治是針灸選方的依據(jù),包含了歷代針灸醫(yī)家大量實踐經(jīng)驗的結晶。對于取病變局部或鄰近部位的輸穴治療該病癥不難理解,而治療全身性疾病主要取決于兩點,一為來自脈診病候,另一個則來自對疾病反應點的認識。手太陰脈診脈部位除了寸口脈外,還有“尺澤脈”“天府脈”,因此此部輸穴主治以局部病變?yōu)橹?還可治療全身性病癥^[28]。“中脘、大陵、勞宮、三里、然谷、太溪上八穴皆主黃疸”“太溪、脾俞、胃脘主黃疸”上兩組穴位配伍嚴謹,為孫思邈臨床經(jīng)驗之總結,無論陰黃和陽黃,皆可從治^[29]。

3.4 疫毒奇穴,首次記載

孫思邈在《備急千金要方》中首次記載用奇穴“耳中”治療黃疸等疫毒之癥,“耳中穴,在耳門孔上橫梁是,針灸之,治馬黃黃疸、寒暑疫毒等病”。孫思邈不僅創(chuàng)立了阿是穴,還廣泛收集奇穴,耳中穴便是孫思邈記載的奇穴之一,“奇穴”是經(jīng)絡之外對某些病證有特殊功效的腧穴,既有一定的名稱,又有明確的位置,耳中穴為在耳部的一個奇穴,位于耳輪腳的中點,手足少陰太陽足陽明之絡皆會于耳中,循行于耳前的經(jīng)脈與手足三陽經(jīng)關系最為密切,六條陰經(jīng)雖不直接入耳,但卻通過經(jīng)別與陽經(jīng)相合與耳貫通,可見耳與臟腑經(jīng)絡有著密切的關系,刺激耳穴,對相應的臟腑有一定的調治作用^[30]。關于耳穴定位及診治疾病的記載,最早見于《足臂十一脈灸經(jīng)》和《陰陽十一脈灸經(jīng)》,稱“耳脈”與上肢、眼、咽喉等部位是相聯(lián)系的,后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》載有耳與經(jīng)脈、經(jīng)別、臟腑的關系,均為耳穴治病的發(fā)展奠定了理論基礎^[31]。

4 孫思邈針灸與藥物并用防治疫病

孫思邈用來防治疫病的針灸方法包括針刺、艾灸、刺血,三者方法不同,治療作用也不同,并與藥物同用,共同防治疫病。孫思邈對于疫病的防治,根據(jù)不同疾病特點,選擇相應治法,他認為“其有須針者,即針刺以補瀉之,不宜針者,直爾灸之”^[32]?！肚Ы鹨矸健份d:“凡病皆由血氣壅滯不得宣通,針以導之,灸以溫暖之?！?/span>^[33]

關于針刺放血,《千金方》對治療瘧疾記載較詳細,其從經(jīng)絡、臟腑、脈象辨證而在不同部位放血,不同之臟發(fā)為瘧,則在相應經(jīng)絡刺血,如“肝瘧,刺足厥陰見血”“心瘧,刺手少陰”“腎瘧,刺足少陰,血初愈”“諸瘧而脈不見者,刺十指間出血,血去必已”。刺血具有瀉熱去邪、化瘀通絡的作用,使血出邪去,病可愈。關于針刺治療熱病,孫思邈對當針刺的時機和留針時間極為考究。《備急千金要方·熱病第五》記載:“凡熱病刺陷谷,足先寒,寒上至膝乃出針。”“凡溫病身熱五日以上,汗不出,刺大泉,留針一時取針,若未滿五日者,禁不可刺?！边€有針、灸合用之記載,在《千金翼方》里給出治療疫病發(fā)熱的針灸方案:“諸煩熱,時氣溫病,灸大椎百壯,針入三分瀉之,橫三間寸灸之?！痹谝卟〉乃幬镏委熒?孫思邈創(chuàng)制了許多新的方劑,如用于溫病后期的“竹葉石膏湯”及溫病后體內(nèi)蓄血的“犀角地黃湯”與治療黃疸的三黃散、大黃丸等,均對后世影響深遠^[3]。

孫思邈在疫病防治上注重發(fā)揮針、灸、藥三者配合的互補作用,灸、針、藥三者之特長取舍,以病情需要選擇組合應用,將中醫(yī)治法渾然一體,提高了臨床治療效果,強調“若針而不灸,灸而不針,皆非良醫(yī)也;針灸不藥,藥不針灸,尤非良醫(yī)也……湯藥攻其內(nèi),針灸攻其外,則病無所逃矣。方知針灸之功,過半于湯藥矣”。針、灸、藥用互補辨證析理是中醫(yī)治療的特點,《千金翼方·卷二十八》有“凡欲灸針,必先診脈知醫(yī)”^[9]。

5 小結

孫思邈《千金方》針灸防治疫病,使用灸法多于針法,采用瘢痕灸的方式“開門驅賊”預防疫病,在治療上隨病而灸,不拘壯數(shù),避穢扶正,在選穴上注重特定穴的使用,如募穴、原穴,同時治病求本,同一種疾病,首發(fā)部位不同,治療方法也不同,也記載了奇穴與經(jīng)驗效穴,并將針灸療法與藥物并用,各取所長,防治疫病?！肚Ы鸱健丰樉姆乐我卟±?、法、方、穴井然有序,選穴配方有章可循,有法可依,而且其針灸應用形式多樣,取穴靈活,操作具體,闡述理論精詳,繼承和發(fā)揚孫思邈針灸防疫經(jīng)驗,對于今后提高臨床防疫療效大有裨益。

針灸防治傳染病的歷史與針灸發(fā)展的歷史幾乎一樣悠久,和中藥一樣,在人類與疫病斗爭的千百年來,針灸發(fā)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,雖然不會如藥物可以直接驅邪外出,但從中醫(yī)學理論出發(fā),疾病的發(fā)生不外正邪交爭,正氣虛是發(fā)病的基礎,邪氣入侵是發(fā)病的主要原因,二者相得才會發(fā)病,針灸通過提高人體正氣而間接祛除邪氣,扶正而不留邪,驅邪而不傷正,具有補和瀉的雙重作用,是藥物無法比擬的。孫思邈針灸防治疫病的特色方法只是前人針灸防治疫病寶貴經(jīng)驗的一部分,仍需繼續(xù)努力挖掘與整理,以期將來在疫病的防治中更好地將針灸與藥物結合,標本兼治,取長補短^[34]。

參考文獻

[1] 劉毅,董利利.《備急千金要方》對張仲景學術思想的傳承探究[J].天津中醫(yī)藥大學學報,2014,33(4):196-198.

[2] 吳茜,張聲生,王瑞昕,等.《備急千金要方》以寒熱為綱治痢的方藥特點探析[J].中華中醫(yī)藥雜志,2020,35(11):5427-5430.

[3] 楊瑞華,呂文亮,孫玉潔,等.孫思邈《備急千金要方》疫病學術思想探微[J].中華中醫(yī)藥雜志,2021,36(5):2461-2464.

[4] 許慎.說文解字[M].北京:中華書局,1963:156.

[5] 楊永杰,龔樹全.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[M].北京:線裝書局,2009:186.

[6] 孫思邈.備急千金要方校釋[M].北京:人民衛(wèi)生出版社,2014:340.

[7] 朱凌凌,段逸山,高馳,等.肺癆病名源流考[J].中華中醫(yī)藥雜志,2018,33(7):2994-2999.

[8] 黃玉燕,湯爾群,張立平,等.“火郁發(fā)之”治疫治法舉隅[J].中華中醫(yī)藥雜志,2018,33(4):1294-1296.

[9] 王東,殷克敬,任柯昊.淺析孫思邈對針灸醫(yī)學的貢獻[J].中華中醫(yī)藥雜志,2020,35(7):3734-3736.

[10] 蘇詠梅,陳梅.淺談《內(nèi)經(jīng)》對疫病的認識[J].實用中醫(yī)藥雜志,2005,21(8):508-509.

[11] 李延平.孫思邈論治傳染病探討[J].福建中醫(yī)藥,2004,35(2):46-53.

[12] 王謙,符文彬.試論孫思邈的“熱證可灸”思想[J].上海針灸雜志,2009,28(2):118-120.

[13] 蘭杰,錢占紅.唐代孫思邈的《千金方》形成歷史條件及歷史價值的探討[J].內(nèi)蒙古醫(yī)科大學學報,2018,40(2):182-186.

[14] 林永青,趙百孝.艾灸防治疫疾的歷史與現(xiàn)狀[J].遼寧中醫(yī)雜志,2010,37(S1):279-280.

[15] 張博馨,王立存.淺析針灸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治中的應用[J].河南中醫(yī),2020,40(6):835-838.

[16] 徐晶,賈春生.艾灸溫陽扶正散寒祛邪防治傳染性疾病的古今文獻證論[J].針刺研究,2021,46(8):717-720.

[17] 劉剛,李明秀,趙淑芳,等.艾灸大椎、足三里穴防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探討[J].針灸臨床雜志,2020,36(8):84-86.

[18] 王文遠.古代中國防疫思想與方法及其現(xiàn)代應用研究[D].南京:南京中醫(yī)藥大學,2011:38-39.

[19] 徐一菲,莊宛瀅,毛萌,等.針灸療法在古代疫病防治中的應用與診療思路探討[J].中華中醫(yī)藥雜志,2021,36(5):2464-2467.

[20] 陳巖,高希言,宮玉梅.急癥用灸淵流探析[J].遼寧中醫(yī)雜志,2017,44(10):2176-2179.

[21] 劉阿慶,夏穎,葉松山,等.從三焦論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思考[J].天津中醫(yī)藥,2021,38(1):20-24.

[22] 張浩文,何菲妤,蔡云,等.基于治未病思想探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防治策略[J].南京中醫(yī)藥大學學報,2020,36(3):286-289.

[23] 趙京生.針灸學基本概念術語通典[M].北京:人民衛(wèi)生出版社,2014:681-690.

[24] 劉兵,王華,周仲瑜,等.針灸防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理論與臨證思路探析[J].中國針灸,2020,40(6):571-575.

[25] 張漢宜.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釋義[M].北京:華齡出版社,2012:460.

[26] 張善忱.內(nèi)經(jīng)針灸類方語釋[M].濟南: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,1980:50,201.

[27] 田鴻芳,趙吉平.從“機”談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》針灸治療思想[J].中華中醫(yī)藥雜志,2014,29(10):3047-3050.

[28] 黃龍祥.中國針灸學術史大綱[M].北京:華夏出版社,2001:636-638.

[29] 萬文蓉.《千金要方》哮喘選穴配方特點探析[J].中國針灸,2003,23(3):181.

[30] 閻洪臣.中國傳統(tǒng)醫(yī)學大系傳統(tǒng)療法大成[M].長春:長春出版社,1995:710-714.

[31] 劉敬萱,王銳卿,張子迪,等.中國耳針不同流派比較與分析[J].中國針灸,2020,40(12):1363-1368.

[32] 韓紅.大醫(yī)家孫思邈對針灸學的貢獻[J].遼寧中醫(yī)學院學報,2003,5(1):42-43.

[33] 曹樹琦,蔡衛(wèi)根,張秀琴,等.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》刺血療法概述[J].中華中醫(yī)藥雜志,2014,29(1):229-232.

[34] 邱模炎,劉美嫦,林明欣.疫病學中醫(yī)名著選編[M].北京:中國醫(yī)藥科技出版社,2020:50-58.